刘勰的“尚武”精神对其“风骨”论的影响

　　作者：王术臻（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）

　　南朝士人普遍追求知识学养的博综，以及信仰的多元化，次门士族刘勰尤其是如此。《梁书》本传说他从小“笃志好学”，后来又“博通经论”，博览多通、弥纶群言，正是刘勰为学的特点。比如他自称是孔子的忠实信徒，崇拜儒家五经，却又精于佛理，不废纬书。刘勰的祖父、曾祖父辈以“之”“仲道”“道民”“道宝”“灵真”等字命名，说明东莞（今属山东）莒县刘氏本是天师道世家，刘勰在书中大谈《河》《洛》天文、《周易》象数、稷下阴阳学、养气、胎息、卫气等，应当与其家世信仰有关。还有，他主张写奏者必须“总法家之式，秉儒家之文”（《奏启》篇），说明他不废法家，有儒法兼综的思想倾向。

　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刘勰熟精《孙子兵法》，对兵家之道有相当深入的研究，因此他作《文心雕龙》时热衷于谈论军事、武力、征战这类话题。比如，他在《程器》篇说：“文武之术，左右惟宜，郤縠敦《书》，故举为元帅，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？孙武《兵经》，辞如珠玉，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？”认为文才和武略，可以像左右手那样互相配合，文士也当习武。他在序言中提出文学应该为五礼、六典、君臣、军国服务，其中就包括文学应当服务于“军事”，他在《程器》篇又特别强调文士“摛文必在纬军国”，要求文士参与军事活动，担负起应有的职责。为此他特意作了一篇《檄移》，详细讨论这两种军事文体（尤其是檄），要求文士掌握其写作规范和要领，在征战中发挥作用。萧统编纂《文选》只选了五篇檄文，仅仅是备其体而已，而刘勰则设专篇对檄文进行全方位研究，并且将其排在讨论帝王政令文体的《诏策》篇之后，显示了他对军事武功的高度重视。

《文心雕龙》书影。资料图片

　　一

　　宋齐之世，出于避祸的需要，宗室大臣大都避免介入、谈论武事，社会风气普遍尚文轻武，而刘勰则公开提出士人“习武”论，或许这并不是他不知诫惧，而是他固有性情和偏好的自然表现。刘勰这种“尚武”意识的养成，离不开家世门风和地域文化的长期熏陶。

　　莒县刘氏世居京口，这一点对于了解刘氏家族的出身和品性十分关键。京口一地，地广人稀，田多恶秽，经济不发达，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处于拱卫建康、沟通南北的枢纽。东晋以后，京口成为北府兵的发源地，为南朝数百年武力之所出，是关乎南朝政治走向的极为重要的军事重镇。

　　南朝史乘称永嘉末年由中原流徙南来者为“楚人”，吴人又称包括淮南楚子在内的北人为“伧”。伧楚过江，大都停留居住在京口。晋成帝咸和年间，郗鉴以江淮伧楚充北府之兵，是最早以京口为根据地的北府镇将。后来谢玄组建的北府兵是此前溃散的北府武力的重新集结，淝水之战以后，北府将领刘牢之成为实际掌控者。东晋元兴三年，刘牢之的司马刘裕在京口重组北府势力，主力主要来自徐州、兖州，如刘裕、刘道规、刘道怜、何无忌、徐羡之、虞丘进、檀凭之、孟昶、向弥、刘毅、刘粹等，都住在京口，因此北府兵集团可以名之为“京口伧楚集团”。

　　莒县刘氏也是居住于京口的北来伧楚。刘勰的从曾祖刘穆之，经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推荐，被刘裕招为府主簿，加入了北府集团，成了北府将领之一，奠定了刘氏的政治基础。刘裕在京口起兵，刘穆之助刘裕平定京口，平桓玄，又从刘裕征广固，还拒卢循，幕中画策，决断众事；刘裕北伐，刘穆之内总朝政，外供军旅，是一个文武兼备的杰出人物。刘氏第二代人物也多为武将，如刘穆之次子刘式之从刘裕征关、洛有功，封德阳县五等侯，追谥征虏将军。元嘉二十七年，宋军大举北伐，刘勰的从祖刘秀之节度杨文德、刘弘宗，震荡汧、陇，进号征虏将军。总之，莒县刘氏在晋末宋初以武功显，堪称将门世家。

　　京口北府兵以骁猛善战著称。比如《晋书·刘牢之传》说谢玄招募“劲勇”，刘牢之、何谦、孙无终等都以“骁猛”应选，谢玄以刘牢之为参军，领精锐为前锋，“百战百胜，号为‘北府兵’”。又如《世说新语·捷悟》引《南徐州记》说：“徐州人多劲悍，号精兵，故（桓）温常曰：‘京口酒可饮，箕可用，兵可使。’”“骁猛”“劲悍”是北来伧楚的性情标签，是军队强大战斗力的源泉，这一地域的彪悍之风逐渐被带动起来。《晋书·祖逖传》说祖逖居于京口，“宾客义徒，皆暴桀勇士……此辈多为盗窃，攻剽富室”，因此史臣评价祖逖的为人说：“原其素怀，亦为贪乱矣。”可见伧楚祖逖及其部下本质上是一批不守礼法的豪侠。最早组建北府兵的郗鉴也是这类武人，比如《真诰》卷八说郗鉴“无辜戮人数百口，取其财宝，殃考深重”，这种行径与祖逖武人集团的贪乱作风无异。